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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洲猪瘟（ASF）仍呈阴性的国家，国家层面生物安全（外部生物安全）战略的目的是防止该病毒通过人、受污染的肉类进口或野猪迁徙越过其国际边界。然而，一旦该病传入一个新的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当其传入猪场时，重点便转向到猪场一级的生物安全，并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是否了解，当感染压力增加时，哪些是防止猪场间ASF传播的最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生产者和兽医在应对疾病暴发时最担心的是什么？本文总结了来自俄罗斯、中国、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Karbowiak博士和Corns先生一致认为，单一的生物安全措施并不适合所有的猪场。他们认为，每个猪场/公司/系统必须与其团队一起全面审查生物安全的基本概念（即与人、车辆、动物运输和死猪等相关的风险），并应针对其猪场制定完整的生物安全计划。Corns先生总结了他在面对ASF时为生产者制定的生物安全措施的主要指导策略：“优先顺序、制定方案和执行”。其很好地概括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个部分。他会根据猪场的具体情况建议采取不同的生物安全措施。其可适用于猪场级别或国家级别的生物安全（如中国对俄罗斯）。Corns先生说，需要确定优先事项。例如，他认为，在中国，人们接触受感染活猪和受污染猪肉的风险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他认为中国和其他有类似高病毒暴露风险国家的最重要的5个优先事项是：
- 运输：外部卡车，卸货，干燥系统（TADD），卡车清洗，严格控制运输路线。
- 人员：员工和服务提供商。生物安全培训和猪场员工宿舍设施评估，以及停工申报。
- 饲料成分溯源及来源验证
- 利用内部和外部第三方审计员加强生物安全审计
- 注重死猪处理程序，特别是在ASF地方流行的区域：新策略重点关注焚烧和堆肥
Kolbasov博士，现任俄罗斯ASF研究和诊断参考中心主任，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建议非常实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直接传播途径是感染动物不受控制的运输和非法贸易，这被认为是导致ASF传入新地区的最重要因素。在考虑ASF间接传播时，他强调了良好的装载斜槽设计对于正确地将动物从猪场装到卡车上的重要性，以确保它们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而不能返回猪场。最后，他强调了每次使用后立即进行良好的清洁和消毒的重要性。
立陶宛的养猪专家Čepulis博士在波罗的海地区从业，他强调了对员工进行生物安全方面的持续教育的重要性，以便使其成为执行生物安全措施的关键人员。应使他们真正理解每一条规则的必要性。他还告诉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他所在地区的大多数大型猪场在与猪场员工或第三方服务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多会加入 “生物安全条款”。这些猪场现在要求其员工正式承认他们有义务随时了解和实施猪场生物安全措施。他提到，一些公司希望通过向当地人供应肉类，而在自己猪场方圆10公里范围内建立一个无猪区。这是爱沙尼亚最大的生产商所采取的一项策略，目的是通过减少附近散养猪场爆发疫情的可能从而保护企业。
针对以下问题：“由于ASF，在其客户猪场实施的头号生物安全措施是什么？”-所有4位猪专家都认同饲料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即降低风险的技术和与原料和生产步骤有关的污染风险）。除了饲料生物安全性外，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摄入受污染的猪肉产品。他们强调必须了解用于制备不同肉制品的不同技术，以及它们是否能够灭活感染性病毒。显然，限制猪肉进入猪场是至关重要的。Kolbasov 博士关注的是，如何正确跟踪和了解美国香肠等受污染肉制品的技术。他提到，一些俄罗斯的猪肉产品，仅将生肉用盐腌制，没有任何其他烹饪处理。这是一种高风险的产品，但在俄罗斯其是一种很受欢迎的产品。Čepulis博士特别关注从白俄罗斯或乌克兰等受感染国家运输猪肉产品进入阴性地区的人员流动（卡车司机或猪场工人）。此外，盐腌、腌制和冷熏培根和香肠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也很受欢迎，且在旅行时会随身携带。这些产品的残留物可能会重新感染野猪，甚至家猪，这一事实证明应更加严格实施边境管制。Čepulis博士说，他们应该用训练有素的狗在不同的边境寻找猪肉产品，就像寻找非法毒品一样。作为ASF方案的一部分，Čepulis博士还指出，大多数波罗的海猪场建议其员工避免进入森林，以尽量减少接触野猪的机会。当森林活动，是其文化的一部分时，这就是一个挑战，如美国的动物狩猎和浆果/蘑菇采摘。减少野猪种群密度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但不能根除病毒的存在。通过诱饵对野猪进行口服疫苗接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其可能根除这种类型的ASF传播，从而使猎人和猪场都满意。
这是该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旨在回顾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4位猪业专家在非洲猪瘟上的经验。希望，这些文章中提到的知识和生物安全策略能帮助猪场阻止这种毁灭性病毒的传播。最后，我想引用Corns先生的话：“一家公司要想在目前的不利情况下取得成功，就必须注重生物安全。否则非洲猪瘟病毒就会有机可乘”。让我们继续互相学习，找出我们的弱点，保护我们的行业。
来源：pig333
